资本家所发动的力量出自协作和细致的分工，由此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则为资本家带来了利润。工人越来越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22，并越来越服从于资本家及其代表所进行的“专制”2控制。社会关系的一种等级制的、权威主义的结构在工作地点出现了。工作方法也许一如既往，但是劳动者在具体任务中的专业化可能会使得这些任务被大大简化，从而可以由没有多少知识和技能的工人来执行。“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24（《资本论》第1卷，第361页）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区分，但是生产的技术基础又需要维持劳动力的等级制和劳动技能的等级制，还需要保留工资的差异（从熟练劳动到简单劳动的还原并没有完成)。在这些情形下，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是由于对现有的工作过程的重组，却未必需要资本家进行任何重大投资——尽管可能需要建造新的房屋和建筑，因为协作通常意味着把诸多过程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第320、355页）。
资本主义引入了机器体系，又引入了工厂体系这种组织，由此克服了手工业“狭隘的技术基础”25。于是，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成为可能。虽然这的确意味着资本家要主动投资，但这样做的好处是机器可以被用来提高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同时还让资本家得以通过调节机器的速度来控制工作过程的强度和节奏。于是，工人成了机器单纯的“附属物”26机器的奴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手艺和工匠技能的消亡以及单纯的看管机器的技能对它们的取代、女性和儿童的就业—所有这些后果都出现了。对马克思来说，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贫困化与劳动过程强加到工人身上的退化有很大关系，后者甚至比低工资和高剥削率更为重要。随着资本家对机器体系的使用，“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27（《资本论》第1卷，第506页）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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