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阶级肯定必须对劳动者施加暴力，才能榨取剩余价值；这种暴力最为明显地表现为与自然的关系的退化，劳动过程就是退化的结果。这种退化也激起了对它本身的回应。工人采取了个别的暴力行动、破坏行动—各种各样的工业病理学（industrial pathology）—也针对机器体系的使用和滥用采取了集体的反抗形式。这种暴力反抗所引发的社会斗争在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工业化的国家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中构成了一个核心主题。但是马克思似乎坚持认为，长期来看，工人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形式在工作过程内部进行的反抗必定会败给资本家所能调集的压倒性力量。孤立的反抗形式只能拖延无可避免的事件。只有一种基础广泛的革命运动才可以使劳动者重新获得原本几乎肯定要失去的东西。
不过，这整个过程也不是没有代价和矛盾。任务的程序化要求精巧的管理技能、规划技能和技术性的技能（工程技能）。这造成了一种新的等级秩序（马克思很少关注这一点，尽管它蕴含在维持协作的必要性当中，也蕴含在工厂体系内的细致分工当中)。工人也逐渐不再关心他们所执行的特定任务，而是随时可以适应无论什么新技术，还能够自由地从一条生产线调换到另一条。这些适应能力—它们通常要求会识字、会算数、能够迅速听从指令并使任务程序化—以一些重要的方式抵消了劳动的退化倾向。这样一种技能虽然与传统的手艺人技能非常不同，却意味着一种新的工人被创造出来了：“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2(《资本论》第1卷，第488页)资本将工人从他们的传统技能中“解放”出来，因而同时为工人带来了一种新的、特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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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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