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他说明了生产之外的领域是如何被同样的趋势所影响的。规划和控制的劳动有许多都变得程序化了，因而资本主义为新的技能形式所创造的机会往往都被丢弃了。一种劳动如果涉及了商品流通、货币流通、信息流通等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活动也变得更加重要了就同样会退化、去技能化（de-skilled)，许多行政工作也是如此。但是布雷弗曼并没有止步于办公室工作。他把自己的论述推到了社区、推到了家庭生活的核心，在这里他说明了性别分工、家庭组织等问题的深远后果。正如布洛维所说的那样，他讨论了
社会生活的商品化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渗透和随之而来的工作的退化——这种退化是在规划与执行的分离中表现出来的。就像癌的成长一样，商品化和退化的鬼怪仿佛具有自身的动力…在社会生活的整个组织结构向它屈服之前，它是不会停息的。对具体原因的关注—为什么这个鬼怪出现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出现在当前而不是今后—就历史的广阔范围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布洛维，1978，第295—296页）
布雷弗曼的著作尽管得到了普遍的赞扬，被当成了一项重大贡献，却也引发了一阵批评和评论的风暴。由于布雷弗曼的论述明确地植根于马克思的论述，一场广泛的辩论就发生了：布雷弗曼或马克思或他们两人是否充分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之下的劳动过程。这场讨论是高度微妙的，往往还富有个人特色。一些人在马克思和布雷弗曼所界定的大致框架中找到了更为严格、更为准确的学说；另一些人并不反对马克思，却反对布雷弗曼将马克思延伸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情境当中；还有一些人对两者都表示了强烈的批评。我在这里绝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这场辩论。接下来我将对一些批评—它们同时针对了马克思和布雷弗曼—进行拼图式的描述。①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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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一，垄断资本主义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工业的工作过程进行了转化；其二，生活的所有方面在20世纪都经历了转变(布雷弗曼，1974，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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