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指控他们两人犯下了诸多罪责。布雷弗曼和马克思尽管对工人充满同情和关怀，却都把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当作受资本的意志支配的、服从这种意志的对象。他们没有看到，工人作为活人被赋予了意识和意志，能够在车间里说出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偏好，能够（在对他们合适的时候）做到适应和妥协，但在必要时也可以随时对资本发动持续不断的战争，以便保护自己在生产中的权利。于是，劳动过程中的阶级斗争被还原成了一桩过渡性的事务，只具有相对较小的重要性，而且完全忽视了“工人的反抗作为一种力量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顺应工人而发生变化”②。按照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错误描述，在价值规律的运行面前、在支配了资本流通和资本积累的规则面前，技术性变革和组织性变革是无可避免的回应，但是工人在车间里发动的斗争其实影响了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①如果用忠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技巧来恰当地重构这段历史，它所讲述的故事就会大大有别于马克思或布雷弗曼所给出的故事。他们两人将理论建构强加到了历史现实之上，从而扭曲了历史。更糟糕的是，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实践。拉佐尼克（Lazonick)(1979，第258—259页）说，马克思“误导性地描绘了自动骡子的后果………因为他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只要劳动服从资本，技术就无所不能”〔尤其是接受了尤尔（Ure)和拜比吉（Babbage)所拥护的意识形态]。同样，帕尔默、爱德华兹和布洛维把布雷弗曼看作泰罗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宣称，现实的历史表明工人阶级在车间里击败了泰罗主义，并迫使资本家寻找新的、（对于劳动)更加可以接受的控制手段。②资本家之所以不得不妥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工人阶级在车间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而且是由于新的生产过程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发动反击的力量，还增强了破坏和扰乱的能力—因为这些过程恰好是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依赖的。因此，资本家不得不“制造共识”，并诱使工人进行自愿的合作。③最终的结果是：工作地点中的“争夺的地带”转化成了“妥协的地带”。④资本与劳动的合作涉及劳动过程所采取的形式[职务充实（job enrichment）方案、“责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等等]，也涉及对职位和工资结构的界定（这种结构具有等级秩序，因而可以为工人在企业内部，甚至在职业生涯中提供职位的机动性)；这种合作成了当今的风尚，而且逐渐取代了车间里的对抗和冲突。
第4章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① 在以这种方式构造批评的拼图时，我完全明白自已己没有公正地对待任何一个人的观点，不过我也没有完全公平地对待布雷弗曼和马克思。艾尔加（Elger）(1979）概述并评论了关于这场辩论的大量文件，还提供了一份广泛的参考书目。我的拼图也非常倚重布洛维（1978；1979)、爱德华兹（1979)、弗里德曼(Friedman）(1977a；1977b）和帕尔默（1975)。我在这张拼图中还大量利用了《政治与社会》(Politics and Society）的特刊（1978，第8卷，第 3—4期)、《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的特刊(1976，第28卷，第3期)和刊登在《剑桥经济学杂志》(CambridgeJournal of Economics)(1979，第3卷，第3期）上的研讨会文章，其中包含了埃尔鲍姆（Elbaum）等人十分重要的开场陈述和拉佐尼克、蔡特林（Zeitlin）等人详细的文章。
② 弗里德曼（1977a；1977b）在这一点上特别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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