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批评可能是毁灭性的。它们不仅挑战了马克思为历史解释和理论解释所制定的基本思路，而且挑战了马克思革命政治的基础本身。①这些批评的提出是严肃的，对它们的记述有时也十分仔细。因此，我们不能漫不经心地撇开它们。针对它们来构造捍卫马克思的观点也有一种好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意思的阐释更清晰，并在某些方面纠正这种阐释。
这种指责——马克思把工人当作“对象”——在一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马克思的观点恰好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对世界的直接主观经验来理解世界，而且工人阶级对自己的潜力和力量的想象倘若脱离了真正的唯物主义科学成果，就会受到严重损害。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不是要否认工人的主观经验的有效性，也不是说工人对资本的回应所具有的十足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是不值得评论或不值得研究的。对工人的一些认识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如何立足的，发明了哪些“游戏”来让劳动过程可以忍受，通过哪些特殊形式的情谊和竞争来相互关联，通过哪些策略包括合作、对抗和巧妙的躲避——来对付掌握权威的人，以及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投入的愿望和道德感。同样十分重要的是理解工人如何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如何创造了一些制度并把别的制度化为己用，以及如何建立了自我防卫的组织。
第4章－技术变革劳动过程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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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爱德华兹（1979）认为，职位的等级秩序和工资结构在大公司的“官僚主义”控制之下得到了延续和加强（他断然区分了这种体系与泰罗主义中的“技术性的”控制)，从而使工人阶级变得碎片化了，而不是变得同质化了。工人的个体和群体通过对抗与妥协的某种混合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他们当中比较有特权的人(这些人实际上往往拥有传统的手艺技能）可以赢得他们想要的许多东西（工资和退休金、就业保障、岗位责任等等）。在寡占的状况下，资本也拥有做出这些让步的余地。美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真正的革命性，很可能也不会有；马克思为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吹响了号角，人们却必定置若罔闻。左翼仅有的政治战略是保护由多年的阶级斗争千辛万苦地建立起来的“妥协的地带”（特别是在政治舞台上)，并力图通过社会民主的方法、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尽可能地延伸这片地带。对这条思路的尖锐批评可以在《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1979年12月)中的两篇对爱德华兹著作的书评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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