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克思试图理解的是工人被迫要在什么东西面前立足，要针对什么东西进行自我防卫；马克思要研究的是无时无刻不在侵犯他们的明显的力量。工人到底为什么必须应付新技术、工作的加速、裁员、“去技能化”（deskilling）、工作地点的权威主义、市场上的通货膨胀等等？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针对资本通过商品生产所进行的流通和积累来构造一种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表明，工人从资本的立场来看的确是对象，是单纯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可变形式—这个要素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这种理论仿佛向工人举起了一面镜子，其中显示了他们自己异化的客观条件，还揭露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他们的历史是由什么力量支配的。建构这种理论所用的技巧超出了对主观经验的简单复述，这也确实是马克思最醒目的成就。
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无可置疑的启示力量，却不能单凭自身就保证无产阶级会把它作为一种行动指南来加以吸收。要锻造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毕竟不能诉诸理论。这种意识深深地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组织结构本身，尤其植根于工作经验。可是马克思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特有的拜物教会同时在资本家和工人面前掩盖剩余价值在剥削中的起源。因此，关于劳动过程的直接主观经验所引出的结论不一定与马克思所表达的结论相同这种现象的原因恰好已经被马克思本人看破了。不过，主观经验无论如何都是现实的。所以，日常经验的教训与理论的教导之间可能会存在差距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家决不会舍不得利用并加深这个差距。马克思本人极其强烈地拥护理论的启示力量，因而非同一般地倾向于否认经验的本真性（我们的头脑中立刻会跳出“虚假的意识”这个倒霉的范畴）。进一步讲，有些社会主义者用主观主义和异想天开来编织乌托邦的蛛网，而马克思对他们怀有深重的、毫不妥协的敌意，这使他愈发难以在自己的思想中创造一个空间，让工人阶级主观的、活泼的经验在其中发挥恰当的作用。结果，他无法解决政治意识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十分有趣—布雷弗曼同样认为避开这个问题是明智的。①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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