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时候，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一种所谓的过渡：从资本主义的“竞争”形式过渡到“垄断”形式或“金融”形式，再到当前阶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些作者质疑了用来表示这些阶段的术语，另一些作者则接受了这些术语，认为它们对于描述是有用的，却分别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些术语的含义。接下来我将尝试分析这个过渡的过程，而不会特别纠缠于贴在它身上的标签。我希望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相一致的对组织转型的解释，从而可以让一些萦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幽灵得到安息。
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提醒自己—这也许是有用的如果马克思教会了我们任何东西，那一定就是现象世界具有欺骗性，而科学的任务正是透过现象，识别出在它背后运作的力量。马克思的理论倘若如他宣称的那样强健，就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以便解释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资本主义之下发生的组织变革—它们具有戏剧性的和非常明显的形式。
我们首先要将组织变革的问题与前一章完成的关于技术变革的总体论述联系起来。这个联系是直接而明显的，原因无非在于马克思在对技术的界定中特地包括了组织特性。因此，对生产力实行无休止的革命的必要性意味着生产的组织也必须经历无休止的革命。但若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的总体思路是成立的，我们就必须将组织变革解释为一种对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回应。我们还必须预见到，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建立起来的组织会包含强有力的矛盾，这些矛盾很可能是不稳定性和危机的根源。
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是想要把对组织变革的分析与对工作过程不断变化的形式的分析割裂开来。我们必须将两者看作一个整体。然而，聚焦于这个关系中的组织的一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特殊的见解。它还让我们得以考察马克思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适用—他的论述风行于一个以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方式相当不同的线索组织起来的世界。
第5章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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