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资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商品可能会在市场上供过于求（从而出现消费不足）。剩余资本有时可能会表现为货币的剩余或信用的过剩（从而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或者它有时可能会表现为生产能力的剩余（即闲置的工厂和机器，这是资本丧失价值的通货紧缩阶段的特征)。它还有可能表现为投资于建成环境的过剩资本（即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和投资于其他资产的过剩资本（股票投机和债券投机的剧增和暴跌、商品期货或货币期货等等)，或者表现为国家的财政危机（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福利国家职能上的过度开支或许是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强行推动的)。资本的剩余所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每次都使危机获得具体的特征。然而，从一种形式调换到另一种形式有时能缓解压力（倘若把信用的过剩传递到消费者身上，他们就可以缓解消费不足的问题，并使陷入萧条的工厂重新开始经营）。进一步讲，对所有这些理论来说，出现资本剩余的地点和时间当然是以一种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方式来确定的。《限度》有两个重大创新：它在长期的资本投资中（例如英吉利海峡隧道）引人了剩余在时间中的转移这个观念（这些转移是通过信用体系和通过依靠债务融资的国家开支来策动的)；它还引入了剩余在空间中的转移这个观念，而这是通过地理扩张来完成的—这种扩张不仅包括创造世界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组合投资、资本输出和商品出口，而且包括一些更为残忍的形式，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深化和拓展。把时间和空间中的转移加在一起（例如依靠信用融资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得出的机制可以在宽泛的基础上非常有意义地回答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尽管这些答案从超长期来看都是暂时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整合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的理解当中了。由此就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尽管对剩余的吸收或价值丧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本地化的危机高度本地化的、基于地点的资本价值丧失（在这一处是去工业化，在那一处是金融危机）—可以成为平息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关于环境压力和环境恶化所看到的许多东西都是资本剩余的吸收问题在寻求解决方案时的表现。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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