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听其自便，那么个别资本家无疑会想方设法地压低工资。因此，“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不费分文的地步”。资本家的这种努力越是成功，他们能够对劳动大军施加的控制就越小：“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1（《资本论》第1卷，第600页）因此，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冲突：资本家既需要节省用于可变资本的支出，以便提高剥削率，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经济依赖的纽带来控制劳动大军。只有当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家才能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时，资本家才能完全获得在工作地点支配劳动的权力。
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多半密切关系到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家庭中的劳动过程的变化、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变化、家庭生活的结构、阶级意识的状况、阶级斗争的形式等等。马克思在他的积累模型中排除了这些因素。我们实在不能为此责怪他，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困难而复杂的。然而，批判性地审视他模型中的假定的确可以让我们就支配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相互矛盾的力量产生一些有趣的思考。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改变了；这是否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延伸，即通过更强的物质上的依赖—这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来控制劳动？这种对控制权的追逐是否也意味着一种持久的倾向：使工人及其家庭在更低的程度上承担自己的再生产成本？这类问题正是我们可以提出来的。①
资本的限度
163
272
① 劳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既然增加了劳动者及其家庭对资本的依赖，就有可能同资本与劳动的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和谈判相联系布洛维（1979）报道了这种情况。资本家多半意识到了增加依赖是对自己有利的，而且的确往往会专门通过国家这个代理人来鼓励增加劳工的负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