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重要的是，这促使我们考察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问题：马克思未能对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支配性过程展开任何系统性的研究。毕竟，劳动力是唯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的商品。它也是唯一并非直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它是由一种社会过程生产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家庭向来都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至今也仍然如此；这些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可能会受资产阶级影响，会被各式各样的国家干预所束缚，但是归根到底总是处在工人阶级生活的范围内。由于劳动供给的数量和性质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是一个重要的侧面，所以我们或许会期待马克思对它有所谈论，即便这番谈论只是为了把更为详细的考察往后拖延。但是马克思几乎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发挥，而且后来毫无疑问再也没有提到它。这个遗漏也许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最为严重的缺口之一，而且可以肯定是极其难以填补的，原因无非在于积累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隐藏在极为复杂的迷宫里，因而分析仿佛无从着手。①
为了在这种批评面前捍卫马克思，我们可以指出，研究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为了确证两点：不论劳动力的供给是怎样的，资本都会制造产业后备军；我们在解释贫困和失业时也可以不用涉及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常提到这些过程，尽管他们的理解是很糟糕的。马克思对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理论的攻击李嘉图欣然接受了这种理论，没有加以批判是明确而激烈的。马克思极其尖锐地对马尔萨斯式的一个观点进行了指责：大量人口的贫困和苦难被归咎于一种据说是“自然的”人口规律。马克思则认为，根本没有“普遍的人口规律”，“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1（《资本论》第1卷，第62页）积累的一般规律非常成功地证明了资本对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是马尔萨斯所表述的、李嘉图所接受的“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13。
第6章积累的动态
① 这个话题值得广泛地加以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汤普森（1963）、福斯特(Foster)(1975)、斯科特（Scott)与蒂莉（Tilly)(1975)、梅亚苏（Meillassoux）(1981）和其他许多学者都承担了这个任务，女性主义文献则对许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以一些重要的方式重塑了这场讨论的内容和方向—例如参见艾森斯坦（Eisenstein)(1979)、汉弗莱斯（Humphries)(1977)、哈特曼（Hartmann）（1979）和李科克（Leacock）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42；1972版)写的“导言”。亦见扎列茨基（Zaretsky)(1976)、东泽洛(Donzelot)(1979)和梅里尼亚（Mérignas)(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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