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转向是新自由化：为了使剩余得到盈利性的运用，就必须拆毁一切可能的壁垒。工人阶级如果足够强大，从而阻碍了盈利，就必须受到惩戒；他们的工资和待遇必须降低，他们迫使利润缩减的能力也必须被去除，使它无迹可寻。这个目标在智利是通过暴力达成的，在纽约是借助破产达成的，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政治活动中则是以打击通货膨胀的名义来达成的。倘若这一切还不够，公司也能够亲自动手，搬迁到国外的某个劳工更为廉价、更为驯服的地方。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碎对外贸易所面临的一切壁垒。必须降低关税，建立反保护主义的贸易协定，并开辟一种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在全世界流动的国际秩序。倘若不能和平地做到这些，就要动用金融强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策动）或秘密行动（由中央情报局来组织)。对多种空间修复的搜寻开始了，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也在剧增。“冷战”的结束给外商的经营和扩张带来了更多盈利的机会。但是资本必须找到为它提供方便的政权，还要在它为此渗透的国家找到充足的运用剩余的机会。从英国到墨西哥，再到俄罗斯、印度，私有化的浪潮为资本的盈利性运用开辟了全新的部门。公司税较低的体制（这是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而设立的）、国家资助的基础设施、轻松地获取自然资源的机会、方便的国家调节环境、良好的商业气候-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满足，否则资本的剩余就无法得到盈利性的吸收。倘若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剥夺人们的资产和与生俱来的权利，那就不用客气。这正是新自由化的成就。在这背后，还必须建立制度性的协定来为全球性的金融业务提供方便，并保证它们的安全。这要求运用国家的霸权力量—它们的后盾是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力来保卫国际金融体制。以美国的帝国权力为后盾的—欧洲和日本则是同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一系列其他机构的权力，它们对全球体系的调节确保了生产出来的剩余资本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却可以在一片不断扩大的领地上得到盈利性的吸收。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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