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把铸币、代币、纸币和信用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引进来，国家就卷入了对货币的调节。国家发现自己被拖进了关于货币管理的政治活动，甚至可能要采取某种积极主动的立场，不论自己是否愿意。①例如到了18世纪，参与资本主义商业的主要国家都会有意识地推行使各自的通货贬值和升值的战略，因为它们要无休止地谋求商业的和政治的优势。重商主义学说反映了这些实践。羽翼丰满的信用体系的兴起和以法律为后盾的虚拟资本形式的创造都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尤为深远的问题。
正如我们在第9章看到的那样，保卫高品质货币的任务最终被移交给了某种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有权力设定其他货币兑换为自己的货币所需的条件，所以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调节市场利率(《资本论》第3卷，第542页)。它无法任意行动。它所受的制约包括它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黄金储备和在世界舞台上与某种超国家的货币的其他联系。我们还必须提到马克思的一条规则：“中央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4这意味着当中央银行要回应货币市场的压力时，这些压力只能源自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体系中心。不过，它做出回应的方式也很重要，因为中央银行所做的决定（或通过立法硬塞给它的决定）对于循环振荡的减弱或加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度积累的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价值丧失。危机一开始往往表现为货币危机，而这正是由顽固不化、刚愎自用的中央银行强加给社会的。
第10章一金融资本及其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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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布伦霍夫（1978，1979）给出了一些背景，维拉尔（Vilar)(1976）则构造了一份让人着迷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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