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资本积累的实际历史进程是一桩远远更为复杂的事务。首先，它会被形形色色看似不相干的情况所影响这些情况包括战争、革命、歉收、干旱等等。其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本身的结构有无数微妙之处。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可以在危机的进程中实质性地改变工资率的调整方式以及技术变革的步伐和方向。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一体化改变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资本的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也可能会为积累过程注入特别的转折。这类复杂情况使每个周期都变得独一无二。马克思显然试图抽离这些巧合的特征，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将追随他。
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专门加以考察。那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积累周期的作用。倘若不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完整的分析，就很难讨论这个问题。②但在这里只要粗略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国家机器的某些方面—比如中央银行——必定要处于民主的控制之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尽管是以非常笼统的方式—资本的价值丧失在哪些情况下才得以在通货膨胀中转化为货币的毁灭。
要调节社会中的货币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某种普遍接受的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来约束它。这样做的劣势在于，社会劳动的价值会被生产黄金的具体劳动条件所约束。倘若后者有了变化，社会劳动在价格上的一般表达也就会变化。马克思并没有为这个问题花过多的工夫。他认为，黄金的供给即使偶尔会激增（例如在1849年的“淘金热”之后），也只会产生暂时的冲击，然后就会被价格的调整所吸收（《资本论》第1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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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① 卡莱茨基（1971）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商业循环的早期作品大量利用了马克思，却得出了与凯恩斯相近的结论。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总过程的动态建立模型这个大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提出来了；自那以来，它在有数学爱好的学者那里就一直是兴趣的焦点。见谢尔曼(Sherman)(1967)、魏斯科普夫(Weisskopf)(1978)和森岛（1973)，后者的研究是高度数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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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货币和金融的问题是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当中的？在这方面最好的研究之一来自德布伦霍夫（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