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任何研究马克思的人都会感到不得不把研究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既然拿出了这部著作，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个命题。但我的确还有另一个理由。在写完《社会公正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之后（近十年前)，我决定改进其中一些试探性的表述后来我发现它们是错误的—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决定性地陈述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过程。我越是深入地卷进这个课题，就越意识到我所试图援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更为基本的方面还完全未经展开，在一些情况下几乎未曾得到考察。所以我的打算是写一种关于城市化的理论，把它整合到关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城市化过程的详细历史研究当中，并顺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随便将几个“空箱子”装满。这个课题很快就变得异常艰巨了。这本书虽然很厚，却仅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箱子”。让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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