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那里，每个东西都同其他一切东西相关，这既是一个长处，又是一个难点。若要研究某个“空箱子”，就不可能不同时研究理论中的其他所有方面。若要理解我所必须理解的一小部分例如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信用的作用和在空间格局的生产中起中介作用的机制（比如租金）就必须仔细注意它们与理论的其余部分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例如我发现，先前对租金的错误解释恰好是由于未能把分配的这个单独的方面整合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分配所提出的一般理论当中。然而麻烦的是，关于这个一般理论又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不仅如此，在考察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时，正如预期的一样，我也获得了思考价值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新方式。我别无选择，只能一般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一部论著，并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建成环境中的资本流通、信用体系和空间格局的生产上面。
这一切使我大大远离了我最初关注的问题：资本主义之下的城市化，奥斯曼（Haussmann）管理巴黎的详情以及随后巴黎公社的光荣和恐怖，巴尔的摩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和阶级斗争因为我移居到了巴尔的摩市。不过联系还是存在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一切拉到一起，超越理论与历史之间，即抽象的表述与具体的记录之间，仿佛存在的边界，并超越理论在概念上的明晰性与政治实践看似无尽的混沌之间仿佛存在的边界。但是时间和空间迫使我仅仅将理论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写了出来，却没有涉及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担心这部著作不过是为一种宏伟的认知做了苍白的辩护。此外，我还担心它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
若要为自己辩护的话，我可以说别人似乎也没有找到一种整合理论与历史的方式—既维持两者各自的完整性，又超越它们之间的分离。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费尽千辛万苦才使历史与理论的关系保持完好，结果却很可能只覆盖了他所预想的工作的大约二十分之一（他从未写完《资本论》，而他所规划的关于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和危机、国家等问题的书完全是一片空白）。在构成《资本论》第2卷的预备性研究中，历史也几乎彻底消失了。对我来说，为了讨论我所感兴趣的一些特定话题，我想要贯穿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和《大纲》中汇集的材料。为了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从理论中剥掉一切直接的历史内容。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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