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信用体系的干预会对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我们在此之前也排除了任何仔细的考察，尽管这个问题一直潜伏在分析的背景中。乍一看，若要克服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矛盾，信用的确表现为一种合适的手段。但是马克思保持了他的本色：他坚持认为，信用一旦成功地发挥了这样一项职能，就会把矛盾内化到它自身的领域当中。矛盾发生了转移，却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提示了这样一种转移，因为他区别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的回流方式”：一边是年金、利息和不同形式的租金，另一边则是销售和利润4（《大纲》，第722页)。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节阐发这个主题。
由于货币、信用和利息的领域复杂得不同寻常，所以我们必须把相关的考察推迟到下一章。在这里，我们至多可以期望说明信用体系如何肯定必须作为一种处理一些慢性问题的手段而存在，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都是在固定资本的形成和使用的语境下出现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考察一些情境，固定资本流通的问题在其中具有夸张的、非常特别的形式。
(1）规模庞大、高度耐用的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是它的“相对耐用性”的函数，所以“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工具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那一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47（《资本论》第2卷，第220—221页)。既然耐用性取决于物理属性，使用价值的物质特性就会对周转时间有重要影响。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固定资本的较大的耐久性也不应单纯从物质上来理解。”48（《大纲》，第710页）耐用的材料之所以会被纳入固定资本项目，是因为这样做会产生好处例如，“机器]越是需要时常更新，费用就越大”49（《大纲》，第711页）。另一方面，固定资本坚持得越久，就越有可能由于技术变革而遭受价值丧失。
第8章一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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