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生产这些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本身都相当漫长，因而给生产者施加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政府或国家出资兴办。”50（《资本论》第2卷，第233页）然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以及信用体系的精巧组织让这些工程得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经营。
另外，这个固定资本的使用者要支出大量货币，而且在生产中收回这些货币要花很长时间—比如30年或更久—这些都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因此，个别资本家也许必定会试图把这些工程的“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51（《大纲》，第531页）。具有如此规模和耐用性的固定资本在生产或使用时肯定没法不求助于信用体系。个别资本家如果打算购买固定资本，原本就不得不贮藏数额巨大的货币资本；信用体系减轻了这种负担，而且将这个固定资本的支付方式转变成了按年支付。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假定社会中的其他阶级没有个人储蓄—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若要在当前进行投资，就是在向进行储蓄的其他资本家借债，后者的着眼点是未来的投资或置换。资本家以这种方式保持了对资本的充分运用，尽管大规模的固定资本项目周转得很慢。
信用使得诸多部门之间的货币交换一一这些部门生产的是工资品、不变的流动资本或不变的固定资本在理论上有可能达到平衡，尽管这丝毫没有直接改变商品交换。但为了让和谐在货币交换中存在，总储蓄就必须与投资的需要达到均衡。这立刻促使我们追问：这样一种均衡如何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中得到确立？我们只有在一个完整的语境下在分析信用体系时—才能讨论这一点。倘若这种均衡状况无法成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它为什么“若非在偶然中”就无法成立（见第9章）那么信用最终也许就会加深而非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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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一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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