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商品在部门之间的交换仍然会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遭受干扰；在引入了规模较大、寿命较长的固定资本之后，这些干扰就被放大了。毕竟，“固定资本直接带来的成果越少”，“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5（《大纲》，第707页）。这意味着若要完成这样的工程，就需要大量的强占（奴隶劳动、原始积累等等）或非常强烈的过度积累。由于它们的预期是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未来的劳动成果”，所以它们还监禁了资本，而且监禁的方式并不总是可取的。
假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固定资本的进展—一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短期投资到长期投资在所有方面都是平均的，那么把关于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的理论整合到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当中就比较容易了。虽然有一些客观原因导致了“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资本论》第2卷，第185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原因不仅在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且在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性”54（《资本论》第3卷，第260页）。例如，多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如船坞和港口、运输系统等物质基础设施—都有相对较大的规模，而且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由于资本集中与分散的程度是有张力的市场交换的领域与生产领域之间的张力—所以我们应该预料到，在这些因素与一些关于固定资本的决定—资本家要决定如何使用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耐用性的固定资本—之间也将出现相互作用。固定资本在规模和耐用性方面的差别似乎注定是资本主义的不平均发展所具有的一个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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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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