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 本 的 限 度
间的相互作用就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在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下，生产中的固定资本虽然扩大了，却可以通过消费基金内部资本流通的扩大来实现。这是过度积累问题的一个梦幻般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见第10章）。但这两种过程只要可以相互支援、相互滋养，就能拖延无可避免的结局。
这意味着危机的形成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时间节奏—我们最初可以联系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固定资本各个部分的相对流通时间来界定这种时间节奏。然而，可能的流通时间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体系似乎走向了彻底的不连贯—除非我们可以搜寻到一种统一的力量，它把自己的印记留在了整个时间过程上面。从对固定资本的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产生的核心观点是：利率恰好执行了这样一项职能。它把当前与未来联系起来，为一般资本界定了时间范围。我们如果能发现利率到底是如何得到调节的，就将揭开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秘密，而这是后面两章的任务。
但这里也有一定的讽刺。资本在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物质形式中的流通是通过诉诸纯粹货币形式的资本来调节的。从这里会生发出一个根本矛盾。一方面，固定资本表现为过去资本主义发展的无上荣耀，表现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并表明了“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6（《大纲》，第706页）。固定资本将劳动生产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同时又确保了过去的“死”劳动（即体现在商品中的资本）对工作过程中的活劳动的统治。从剩余价值生产的立场来看，固定资本表现为“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70。
另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价值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7，并与特定技术条件下特定形式的商品生产相联系。它必须掌控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出于这个原因，固定资本限制了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发展轨迹，妨碍了进一步的技术变革，并对资本进行了强制，原因恰好在于它“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中”。一般资本“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而且试图“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个立场来看，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又表现为“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因为它可以更加即时地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塑造（《大纲》，第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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