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下的几章，我运用同样的逻辑手法将马克思的论述延伸到了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地带。第8章对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形成过程的分析表明，虽然在“第一块”危机理论所描述的条件下产生了资本和劳动的剩余，但它们可以通过新的流通形式的创造来加以吸收，而这些形式是以未来的而非当前的使用价值为导向的。但我们随后就会发现，这些新的形式长期来看与技术变革的持续动态是有冲突的，而技术变革本身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于是，固定资本所背负的“价值”就成了一个不稳定的量。资本的持续流通由于剧烈的干扰而受到了威胁。
然后前来救援的是信用体系。我们在第9章和第10章发现，信用体系是一种调节资本流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它的潜在能力是解决资本主义容易遭受的一切不平衡，解决先前识别出的矛盾。但它这样做的代价是把矛盾内化到自身当中。金融权力的极度积聚这是与金融资本的花招相伴随的既可以轻易地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又可以轻易地破坏这种稳定。在金融体系—把货币作为信用货币创造出来—与它的货币基础（把货币用作价值尺度）之间无论如何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对立。在由此设立的舞台上，我们考察了危机形成过程的金融方面和货币方面，包括金融恐慌和通货膨胀。这构成了“第二块”危机理论。
关于租金的那一章名义上只是讲完了分配理论，但它还让我们得以从理论的视角来考察空间动态和时间动态。如果进一步分析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就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何至少在原则上容易获得一种“空间修复”—虽然资本主义容易面临矛盾，但是地理扩张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为它纠正自己提供了可能性。这直接走向了“第三块”危机理论，它从空间的方面讲述了危机的形成。在这个标题下，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处理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寻求“空间修复”最终只能把它们抛向世界舞台，尽管这些矛盾也会具有新的形式。我认为，这会让我们得以构造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理相关的理论框架。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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