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粹的流通手段的立场来看，货币同样完全可以采取不论多少种形式。唯一要紧的是对交换进行润滑的能力。因此，如何选择货币所采取的形式就取决于各种形式在克服交易成本时的相对效率。实际上，交易成本可以被完全消除，并被会计成本取代，因为交易可以记录在账簿上，并在每天、每月、每年或诸如此类的时期结束时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结算。从这个立场来看，除了“计算货币”之外，货币都可以被消除。
但是货币不只是单纯的流通手段。即使撇开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周期性地企图丢弃这项职能，以为它无关紧要，但这种做法并不成功①—货币仍然拥有一些独特的“先验”属性。毕竟，货币代表了货真价实的交换价值，从而站在了其他一切商品及其使用价值的对立面。货币相对于交换获得了独立的、外在的权力，因为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正是社会权力的化身。进一步讲，这种社会权力可以由私人占有和使用。我们现在必须研究这一点的意义。
货币让出售与购买得以在空间和时间中分离开来。易货贸易的局限可以得到克服，因为一个经济主体可以在一个地方出售商品、取得货币，并在另一个地方、在后来的时刻用这些货币来购买价值相等的商品。于是，交换就从萨伊法则的暴政中解放出来了(见前面第79一83页)。但这种情况若要发生，就要求货币的社会权力就时间和空间而言都保持不变。货币必须能够发挥受信任的价值储存的职能；但用来储存价值的货币越多—这些货币无法被用来使价值得到流通——流通的货币成本就会变得越高。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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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尼汉斯（Niehans)(1978，第140页）评论了一种广泛的倾向：把商品货币斥为“人类社会不够开明的阶段”所留下的“野蛮的遗迹”；他的思路如下：“在当前的时代，商品货币是唯一一类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中经受住了检验的货币。除了战争、革命和金融危机这些简短的插曲之外，西方的经济体从历史的黎明一直到当前的时代几乎都处于商品货币的体系中。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从1973年开始才宣称，与商品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是货币体系的正常特征。我们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知道西方世界是否最终在商品货币之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正如人们经常宣告的那样，或者说当前的时期是否会仅仅成为另一段插曲。”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则表明，我们的确“仅仅”处于“另一段插曲”中，它多半会以金融危机、战争乃至可能的革命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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