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丢开了内在转化与外在转化这两种过程之间的确切关系，也未能指明市民社会是否能通过空间扩张来永久地解决它的内在问题——这有些不符合他的特点。①马克思关于殖民的一章正是要处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他是否有意这样做。虽然“外在转化”可以为产业提供新的市场和新的场地，但是必要的代价是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和对他人的剩余劳动加以占有的能力再次创造出来。这不过是把最初引起问题的条件重新复制出来了。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扩大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外贸易的增长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1（《资本论》第2卷，第408页)。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外在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内在转化”：迫使社会戒绝为积累而积累的做法，并设法发动自然的和人类的能力来追求一种只有超出了“必然王国”才会开始的自由1（《资本论》第3卷，第820页)。
鉴于马克思十分喜欢与黑格尔的幽灵格斗，我们很难相信他在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唯一写完并出版的主要著作时未曾想到这一切。①与往常一样，他的逻辑是无可挑剔的，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毁灭性的。可是这一章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它仅仅确认了“外在转化”首先会导致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然后会导致实际上的从属，不论资本迁移到何处。当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卷入了资本的轨道时，这种过程就遇到了外部的界限。在达到这个界限之前，“外在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仿佛是完全可行的。当马克思简要地评论对外贸易的一种作用时—对外贸易可以抵消所谓的利润下降规律—他近乎承认了这一观点。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确实有可能以诸多方式提高利润率。但由于这意味着国内“生产规模”的“扩大”，而这种扩大又“加速了积累过程”14，所以到头来只是加剧了最初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过程。这种做法看起来是一种解决方案，却会在长期变成它的反面。但是马克思也被迫总结说，利润下降的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而且“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资本论》第3卷，第237一239页)。那么，这些“情况”有哪些，长期又是多长？马克思的最后一章—他明显想要把它作为一种针对黑格尔的含蓄回应—最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资本的限度
415
634
① 阿维内里（Avineri)(1972，第7章）概括了黑格尔的总体论述，赫希曼(Hirschman)(1976)则把一种对黑格尔论述的解释与一种略显随意的对马克思的解释相互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