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货币资本家——我们将这样称呼他们—也要在矛盾中挣扎信用体系内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没有扫除它们。例如，银行家也是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必须用他们所能掌控的一切诡计来从事交易—这些诡计时常把他们拖进金融破产的深渊。另一方面，他们理应充当社会总资本的“负责任的”代表，并完全“从公共利益出发”明智地使用他们的权力。他们理应将每个人的货币都保管得“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安全”。
为了使两个不可调和的角色相互和谐，人们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尝试，而在金融的世界中出现的许多复杂性都反映了这些尝试。尽管这也许显然是事情的真相，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考察资本主义之下出现的金融工具和制度，因为它们确实在物质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后果。马克思本人主要聚焦于银行，并对股份公司做了初步的分析，还提到了尽管通常只是顺带一提——形形色色的专业化金融机构，比如面向工人的一便士储蓄银行（penny savings banks）、保险公司等等。他不可能预料到消费信贷、退休基金和现代信用体系的其他装备的广泛增长。所以，为了更新马克思的分析，仿佛有许多工作要做。
然而，我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些范畴来描述制度安排看似无穷的多样性—这些安排是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在不同的国家出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穷尽一切的分析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要寻找一个牢固的理论基础，并由此理解内嵌在信用体系中的工具和制度会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我们将在四个大标题下面考察这个话题。
第9章货币信用和金融
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