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 本 的 限 度
就直接的起因而言，这种责难是正确的。它所忽视的是阶级关系的根本结构，因为最初正是这种结构产生了过度积累和价值丧失的危机。
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从价值丧失到通货膨胀的转变似乎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它可以缓解直接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形式所带来的压力，甚至可以减小使工资率达到均衡所需的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它还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在所有阶级中社会化了，而国家所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这种社会化提供了盾牌。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以夺取国家权力为导向的阶级联盟的形成。通货膨胀平息了冲突，因为它扩展了冲突，并把冲突重新聚焦到了国家头上。
但是通货膨胀无法纠正过度积累的趋势。如果说它做了什么事情，那就是减轻并推迟了过度积累的影响，从而加深了问题。国家的政策让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得以不断累积，直到它具有了猛烈爆发的可能性。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了非生产性的虚拟资本的重负，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也逐渐削弱了(这会造成本国的通货相对于世界货币的价值丧失)，价格结构也变得极其不稳定，从而丧失了它们作为协调的力量所应有的连贯性。最重要的是，对生产的合理化这是过度积累的唯一解决方案无法得到恰当的发动。简言之，即使价值丧失在通货膨胀中社会化了，过度积累的问题也不会飘然离去。
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观察人们为通货膨胀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它们全都要求国家的参与方式做出某种基本的改变这种观察十分有趣。
第一，国家可以为经济体重新建构一种严格的货币基础。这种货币基础虽然未必要由一种货币商品来约束，但是确实意味着货币政策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会迫使利率上升），意味着政府对有效需求的刺激会减少，还意味着让原始的市场力量得以发动起来，而这些力量会使商品和劳动力丧失价值。国家可以按照传统来推行一场萧条，它的作用是转换生产用具的结构、消除过剩的虚拟资本、规训劳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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