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原因具有更为直接的政治性。20世纪70年代充满了纷争。当时呈现出来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在1945年之后流行于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带来了较高的增长率。由1973年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禁运标志着衰退的开始，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流入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如何能通过金融体系回到全球经济当中。1973年初发生的世界性房地产暴跌、多家金融机构的同时倒闭以及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协议的解体—这些都带来了令人迷惑的问题。已经有人把去除金融调节和预算紧缩作为解决方案来贩卖（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城市发生的事件纽约市在1975年实行的财政规训—起到了带头作用)。英国在1975—1976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惩戒，智利则随着1973年皮诺切特(Pinochet)针对阿连德(Allende)的政变而走向了新自由主义。劳工的动乱四处蔓延，左翼政治运动在欧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也都取得了进展。就连在美国，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也联合起来搅动着政治体系，威胁着政治经济精英，也威胁着公司和国家的合法性。简言之，资本积累出现了普遍化的危机，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也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20世纪70年代的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各处的胜负是非常不平均的）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所谓“自由市场”的路线，其中带头的是金融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石油美元的问题)。这次胜利绝不是无可避免的，也不是没有它自身内在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矛盾和不稳定性——后一点如今已经极为明显了。但是新自由化有一个实在是意料之中的后果。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证明了一个社会越是符合去除国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权力的不对称—有的人拥有生产资料，有的人则被排除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外就越会造成“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645页）。30年的新自由化恰好造成了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可信的论证——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Neoliberalism）²中试图说明这一点—资本家阶级的主导派系之所以会提出新自由化的日程，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从20世纪70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2006年唯首出版社（Verso）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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