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束、原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市场化”、对共产主义的全盘质疑和对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广泛拒斥。简言之，本书早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neoliberal counter-revolution）的发动。
然而，《限度》变成了一个预言性的文本。现在它在某些方面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所绘制的理论路径来抓住新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在运作时固有的矛盾。它的当代意义的上升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的主要政治经济著作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经典的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种批判方法同样适用于主张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后者主要源自18世纪的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做了修改（这些教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赞同边际主义原则，由此为无尽地阐述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批判手法用在新自由主义身上远远比用在“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身上更加适合—后两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支配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个原因出现得相当凑巧。为了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当时我的兴趣直接聚焦在这上面—我需要扩展马克思的一些未经展开的范畴。固定资本特别是内嵌于建成环境（builtenvironment）的固定资本、金融、信用、租金、空间关系和国家开支必须全部放到一起，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过程、房地产市场和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从这里产生的理论工具非常适合于应对后来出现的戏剧性的全盘变革。所以，我其实构造了一个强健的理论基础，可以用来批判性地探讨一个由金融引导的全球化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限度》试图在马克思的论述的总体框架中以整体主义的和辩证的方法，而不是分割的和分析的方法来把资本积累的金融方面（时间性）与地理方面（全球性和空间性）整合起来；它曾经是—至今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文本。它在基础理论（在这方面有许多出色的、相互抗衡的阐述）与实实在在的力量的表达之间给出了一种系统性的联系。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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