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同寻常的历史地理变化，我们迫切需要对这个表面现象进行理论的考察。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如何去做，却不幸没有很多理论性的指导。①困难在于，我们为这个问题找到的思考方式既要在理论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又要足够强健，以便处理一些明显的困惑、对抗和冲突，因为资本主义之下的人类活动的空间接合（articulation）是以这些现象为特征的。此外，有待观察的现象仿佛具有无穷的多样性。它们包括了极其不同的事件和过程：由大片土地的管辖权所引发的个别战斗，不同的民族国家所实行的殖民政策和新殖民政策，市区内部住宅的差异化，街头帮派关于“地盘”的战斗，为了传递社会意义和符号意义而对空间进行的组织和设计，不同的市场体系（金融体系、商品体系等等）在空间中的接合，劳动分工的区域性的发展模式，产业后备军的分布在空间中的积聚，围绕共同体、区域、国家等领土概念来建立的阶级联盟，如此等等。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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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空间组织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格外地零散、格外地没有系统性。关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大量五花八门的文献，其中充斥着空间的概念。但那些术语是描述性的，并没有良好的理论根据。“中心与外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等措辞轻易地在这些文献中来回出没，却没有得到多少深入的思考。对空间格局进行生产和维持的力量往往在特殊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描述中消失了。就如何构造理论而言，有帮助的文献还要有限得多。我发现帕卢瓦（Palloix）（1975a；1975b）和艾达洛（Aydalot)(1976）的表述非常具有提示意义。昂利·列斐伏尔（1972；1974）多次使人们注意到了空间生产、空间政治和空间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所具有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城市的语境下)。关于城市化的丰富的文献—例如在卡斯特(Castells)（1977）之后出现的文献—是很有用的，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关于区域发展的研究同样还需要以某种严格的方式来将整个问题讲清楚见利皮耶茨(Lipietz)(1977);《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第 10 卷第 3 期，1978)：杜隆(Dulong)(1978)；桑托斯(Santos)(1979)；卡尼(Carn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以及马西（1978；1979）的有趣的著作]。德戈德马尔(deGaudemar)(1976）的研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理论性的写作，这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谢赫（19791980）关于对外贸易和价值规律的研究也十分锐利。接下来的两章还无可估量地受益于我与比阿特丽斯·诺法尔（BeatrizNofal）和奈尔·史密斯（NeilSmith）的讨论，他们为这最后的两章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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