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第二种观点。这样一来，他就要抵抗处于主导地位的、与劳动者的所谓自由相关的资产阶级神话。鉴于雇佣劳动的一般状况，劳动者在迁移时的自由恰好转变成了它的反面。为了寻求就业和一份基本的生活工资，劳动者不得不跟随资本，不论后者流动到何处。这意味着资本“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而且消除了“阻碍[资本家]任意占有这种或那种劳动的一切法律限制或传统限制”17（《资本论》第3卷，第196页；《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3页)。它同样导致了原始积累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干扰和毁灭—马克思用了许多篇幅来考察这种过程。它还促使资本家采用对垄断性的传统技能并无依赖的劳动过程。这对劳动者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后果。对资本来说，劳动过程的特殊形式是“无所谓”1的，而这种态度直接延伸到了工人身上：“自由工人”必须承认，“他们的劳动始终是[为自己]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货币”19。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劳动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20。于是，工资的差异为资本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按照资本的需要来协调工人的脚步。劳动力的通用性、它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和工人对工作内容“无所谓”的态度对于“资本的流动性”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的意见是：这些条件“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北美合众国表现得更突出”21(《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1014、1034页)。在这些条件下，“劳动者的自由”实际上被还原成了“资本的自由”(《资本论》第1卷，第671页)。劳动者越具有机动性，资本就越可以轻易地采用新的劳动过程，并凭借更佳的位置来获利。劳动力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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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列宁和卢森堡对劳工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迁徙的看法，德戈德马尔(deGaudemar)(1976)有一番出色的讨论，而且做了很好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