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诸多两难就出现了。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一种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工厂法的制定和对工作日的调节—就其自身而言就值得为之斗争。后备军的状况是阶级斗争的焦点—问题变成了谁来承受社会支持体系的成本，以及资本如何才能维持自己获得劳工储备的机会。不同的政府或许会为了这个问题而争吵；但从当前论述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自由的”机动性被资本家的欲望所抑制了他们想要把劳工储备保持在原地。当劳动者拥有技能时，或者当资本家对教育、岗位培训、医保等等进行投资时，这条原则就会变得尤为明显。劳动力的质由此就变得重要了。例如马克思注意到，在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荒时期，“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24（《资本论》第3卷，第134页)。资本家有丰富的策略可以将自己看中的工人束缚在特定的公司里和特定的区位上。关于迁出和迁入的政策可以按照特殊资本家的吩咐来操纵，公司本身则有可能仅仅授予不可转移的年资权利和退休金协定，而它们会给工人的迁移充当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大公司甚至还可以在内部的劳工市场上通过晋升和奖励方案来控制地理上的机动性。由此，劳动力在社会和地理两个方面的机动性就可以按照特殊的需要来布置了。但是特殊的需要未必能与资本积累的总体要求相容。个别资本家或资本的个别派系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制约了劳动力总的机动性，而这可能会损害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出于这些原因，劳工“自由的”机动性瓦解成了一团相互矛盾的要求，即使纯粹从资本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
由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由一些过程所支配的，所以它的机动性也必须在这些过程的语境下来理解。养育一名劳动者要花很多年，而且根深蒂固的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一旦取得就很难改变。此外，劳动力是唯一一种在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生产出来的商品。工人养育了自己的子女；不论他们周围的资产阶级制度有多么精巧，劳动力的再生产都始终处于直接的资本主义控制之外。不过，为了促进一定数量和一定性质的劳动力的生产，还需要经久耐用的、往往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它们很难建造，也同样难以拆除或转化。①这些基础设施也有可能吸收相当数量的资本（主要是以政府债务的形式）。
资本的限度
588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