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工人绝不只是资本的对象。地理上的机动性对他们来说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它代表了逃脱暴政和压迫的可能性包括资本对劳动实行的暴政和压迫。它代表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争取，尽管在工人回应资本所给出的物质奖励（工资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时，这种争取也会给资本以可乘之机。这里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一般资本要依靠工人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无休止的追求—这种生活是从物质的和货币的角度来界定的—并把它作为手段，以便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布置劳动的机动性，又按照阶级的需要来规训个别资本家。例如，劳动者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有助于使工资率按照劳动力的平均价值来达到均衡，从而使资本积累保持平衡（见第2章)。
但是地理上的机动性也给劳动者施加了一些负担。传统的支持机制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干扰，而这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我们虽然可以将机动性作为一种逃脱手段来提倡，却在这里遇到了相反的一面。家庭和共同体中有个人交往的网络、支持系统和细致的应对机制，此外还有制度的保护，更不用说政治动员的机制了—这些都可以在工人及其家人创造性的努力之下被建立起来，并在阶级斗争的海洋中成为有实力、有特权的岛屿。对这些“岛屿”的保护往往在工人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家庭、共同体、地方和文化环境强烈的忠诚在地理上的机动性面前充当了障碍。工人还可能会以为，对别的工人的排斥一一出于经济、社会、宗教、族群、种族等方面的理由—对于保护已经建立的有实力的“岛屿”是十分关键的。马克思在探索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英国和爱尔兰的工人在19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当中具有复杂的政治
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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