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立刻遇到了某些悖论和矛盾，它们以社会性的方式妨碍了哪怕是信用货币的自由的机动性。信用货币只能运行在某些牢固的制度安排的语境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马克思坚持认为，一切“观念性”26的货币形式都拥有“地方性和政治性”27；他的《资本论》关于“货币”的一章也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影射：只要货币被用作纯粹的流通手段，他就会把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基本的货币单位。于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和各个货币集团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我们的图景。在货币的迁移面前出现了社会壁垒，因为货币体系的后盾是不同的法律安排、制度安排和政治安排。因此，虽然人们在创造信用体系时想要使它尽量免于物质性的空间约束，但是悖谬的是，这种驱动立足于领土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某些状况下可能会阻碍货币的迁移。我们在前面遇到过这种矛盾。商品在空间中的机动性取决于运输网络的创造，而运输网络在空间中是不动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克服空间壁垒的唯一办法都是创造特殊的空间结构。当后者也变成壁垒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必定会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28（《大纲》，第410页）。
信用货币假如是直接由一种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来约束的，当然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游荡。但是信用货币从这样的根基中解放出来了，而这是它首要的优点。例如，它肯定必须在上行区间从货币紧缩中解放出来，否则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组织就无法获得新的格局。出于同样的原因，它在危机期间很可能会在“高品质的”货币面前丧失价值。于是，这种高品质货币所在的区位和它作为社会劳动的尺度所具有的实力就变得重要了。当黄金仍然发挥了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就构成了货币基础。当以国家为后盾的不可兑换的纸币在一国之内发挥了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时，能在国内算得上是信用货币的后盾的就只有中央银行货币的供给和品质了。于是，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确立了汇率，国际汇兑则会按照不断波动的汇率来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价值它要么显现为黄金储备，要么显现为民族国家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一都成了信用体系的根本支撑。中央银行在外汇交易中的地位越强，它在为信用体系提供坚实的货币基础时就越是游刃有余。马克思完全明白这些关系的重要性，他关于危机的形成和“金属流出”29所写的东西（《资本论》第3卷，第35章）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资本的限度
质性的空间壁垒。由于马克思认为（见前面第1章)，只有在一个整合良好的交换体系演化出来之后，价值才会变成商品交换的调节器，所以信用货币的迁移越是自由，交换关系就越是完美地反映了价值关系，把货币商品称作一般等价物也会变得越有意义。
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