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一般体系中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特别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处理日常的协调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建成环境中的特殊要素的生产、使用、转化和废弃所带来的。①例如，金融机构的“贷款红线”（red-lining）3和城市的更新往往会导致有组织的废弃。国家还会建立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战略，并相应地引导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法律的和行政的调节也出现了，目的是控制并改进相邻土地不同种类的用途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这些利益和成本是相互作用的。这类安排改变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机制—这些机制是以虚拟资本的交易为基础的。于是，就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的生产、改变和转化所用的手段而言，一种等级制由市场的、制度的和国家的手段所构成——就被创造出来了。
这些错综复杂的安排的总体目的是确立独立的流通手段和独立的流通形式，由此就可以按照一般的资本和劳动五花八门的要求来塑造建成环境的空间格局。然而，为了达到这个宏大的目标，代价也是惨重的。例如，对租金的占有培养了一种拜物教的幻觉：土地乃至区位可以直接生产价值。类似的幻觉包围了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债务的流通。虚拟资本毕竟是虚拟的。对未来劳动的债权的所有权证书在流通时具有内在的投机性。信用体系无论如何都容易引起疯狂的投机，而为建成环境中的空间格局的生产提供基础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整个体系倾向于给这些状况提供方便，有时还倾向于使这些状况恶化。不仅如此，与分配份额相关的派系斗争—它们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开发商、金融家、建筑商和国家之间—可以轻易地退化为血腥的恶斗，而这些恶斗在物质上的后果往往同对一般的资本和劳动的实际需要不太相关，或者毫无关系。为了尝试创造对资本积累有利的物质条件，地主、开发商、金融家等等得以无拘无束地占有剩余价值（他们并没有组织剩余价值的实际生产，只有建筑商是例外)，而这里面似乎有某种歪曲。它尤其显露出了一个问题：占有多少才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晰的答案，而且就算有答案，也根本无法保证它是在资本主义之下运作的力量可以达到的。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持久的担忧：过多的资本或许会在“非生产的”土地投机和房地产投机中流通，或者在国债中流通，并以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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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一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① 见迪尔(Dear)与斯科特（Scott)(1981)和斯科特（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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