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整个体系中，生息资本的流通扮演了霸权的角色。货币资本会在生产和实现的各个侧面持续地施展自己的权力，同时把空间配置也带进了自己的轨道。信用体系影响了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国债的流通。由此，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建筑商、国家和使用者就承担了压力。进一步讲，虚拟资本的形成让生息的货币资本得以在固定的、长寿的、不动的使用价值的日常使用面前以连续的方式流动。这些收益的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尽管这些资产本身是不动的。这种做法有不可胜数的好处。通过租金、利率和税收的波动，生产的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之间的缺口可以得到连续的监测；若要在一个地点减少投资、在另一个地点进行投资，土地、房地产和政府债务的市场就可以提供详尽的信号。倘若让某种固定不动的资产可以在使用期限内得到多次微小的价格调整，重大的、一次性的价值丧失就可以得到避免。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候投入或撤出货币资本（有时获利，有时亏损）。价值丧失无所不在的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因为这一处的特殊收获也许可以抵消并盖过另一处的严重损失。即使大规模本地化的价值丧失真的发生了；信用体系或国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吸收。
不同的经济主体占有了不同类型的收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中介可以放进一个共同的框架，即发挥了根本性的协调职能的信用体系（见第9章）。于是，时间和空间被还原成了一种共同的、由社会决定的度量标准，即利率，它本身代表了运动中的价值。资本流动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同时得到了界定。例如，在从大地中取出资源时、在占据边远的土地时，这些活动的速度是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利率来决定的，而不是按照另外某种关于当下的或未来的福祉的概念来决定的。随着利率的波动—利率本身是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力来进行积累的产物（见前面第296—305页）—资本流动的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也会膨胀或收缩。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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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因此，生息资本可以直接在建成环境中流通，由此产生的收益可以被资本化，所有权证书则可以交易。国家还可以发行以未来的税收为代价的债券，以便促进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流通。这些债券同样可以被资本化，可以转变成虚拟资本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