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雇用了一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来维持并加强这些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机构；它们时而紧密、时而松散地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结合成了一种由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体系。对这些社会关系（及其内在矛盾）进行恰当的解剖所需要的考察要远远多于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给出的考察。可是我们必须进行一番探索，才能识别出在它们的空间演化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要力量。社会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在它们各自与资本流通所具有的关系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相互平行，尽管要讲清楚这两者决不是同等容易的，因而它们会比较模糊不清。接下来我将大量阐发这个观点。
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同要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力资源复合体”（human resource complex)，它要大于各个部分的单纯总和。这样一种资源复合体是很难改变的，原因无非在于它里面看似不同的要素之间有强大的纽带——宗教与教育的强有力联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就此而言，“人力资源复合体”是根本无法按照资本的要求来即时调整的。它构成了人类的地理环境的一部分，资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适应。进一步讲，它对文化的、种族的、族群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历史中的一切微妙之处都有深切的敏感。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要么是从某种先前存在的社会的摇篮中孵化出来的，要么是在后来的年代强行从外面添加进去的。已经有了差异的社会基础设施是一些“原材料”，新的人力资源复合体必须从中被塑造出来。最初的原材料的性质很容易从结果中分辨出来。社会基础设施的各个要素的组织形式和历史确保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和领土安排绝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直接表达而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国家机器、行政部门、有组织的宗教等等尤其可以成立。
资本的限度
意识形态辩论的讲坛。更加险恶的是监视和镇压的手段：当社会坠入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漩涡时，这些手段总是最后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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