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的论点是：资本流通在转化、创造、维持，甚至恢复某些社会基础设施时要以另一些社会基础设施为代价。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相互联系的大致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基础设施必须由剩余来支持，而这在资本主义之下意味着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支持。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它们解释为树立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①因此，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其中被雇用的人提供支持的价值流通把在工作地点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过程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延续整合起来了。
问题在于，这种关系在概念上是怎样的？在一个极端，有人坚持认为社会基础设施的组织在经济基础面前具有独立的力量和相对的自主（这意味着不受约束地对剩余价值征税的权力）。在另一个极端，有人认为社会基础设施仅仅反映了资本积累的要求（这否认了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以及历史和传统的意义）。②按照后一种概念，地理组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变得缺乏意义了社会基础设施的领土性仿佛仅仅反映了地理分工的需要和资本所要求的空间组织的其他侧面。两种概念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需要某种打破僵局的办法。
我们在这部著作中一直认为，资本流通必须被看作一种连续的价值扩大的过程。价值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不过是这
① 我见过一些估计，大体上是说资本主义每七年就会再生产出它的全部总财富。
第12章空间格局的生产资本和劳动在地理上的机动性
② 见阿尔都塞（Althusser)与巴里巴尔(Balibar)(1970)、科恩(Cohen）(1978)、普兰查斯(Poulantzas)(1975；1978)和汤普森（1978)，他们的意见可以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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