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会改变这条结论。首先，它在严格意义上适用于正在经历标准的自行扩大过程的个别资本。社会中的总流通是由数不清的这类个别过程所构成的，它们的起点和终点也都在不同的时刻。因此出现了一种机会：不同的时间过程在空间中有无数相互替代的机会。个别资本家可以在账上收取货币，尽管生产过程尚未完成、商品尚未出售。一个产业区域的资本家可以将他们在前半年赚到的货币借给另一个区域的农民，这些农民则在收获的时节过后偿还这些货币。空间迁移所受的一些约束在个人层面上显得非常紧迫，但在流通过程被看作一个整体时，紧迫性就大大降低了。信用体系尤其为长距离的转移和高度多样的时间过程之间的替代提供了方便。但是替代的重要性也有助于解释聚合。个别资本家和劳动者越是聚集在一起，找到种类合适的劳动力、原材料、置换零件等物品的可能性就越会提升一—替代使个别资本家的流通过程出现破碎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这里有一种张力：信用体系使分散成为可能，聚合则在过渡的其他时刻显得较为可取。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在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流通（或者仅仅考察一下价值在其中的流通），空间迁移的时间纪律（temporal discipline）就会受到更深的干扰。这些流通形式具有双重影响。第一，由于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许多方面在空间中都是固定的，所以地理上的机动性问题就转变成了对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其他形式的资本要在这些环境中流通—加以转化的问题。鉴于漫长的周转时间和这项任务的复杂性，这种转化过程必定是缓慢的。第二，相关周转时间的长度让替代得以在长得多的期限内存在。让我们从货币资本的立场来考察这个问题。流通有多种可能的路线。依照标准的路线，资本要在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严格纪律之下投入生产过程、转变为商品并在市场上出售。但是货币也可以流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过程，其中包括物质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它还可以流入科学和技术、行政的改善；或者诸多社会基础设施的创造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会改善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这几条路线上的时间纪律要宽松得多，因为周转时间要长得多。这解释了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如何可以在需要时远远走在其他机动性的前面—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力有大量时间可以用来追赶。可是长期来看，所有这些不同的流通形式都必须相互关联。为了建立虚拟的关系，可以借助信用体系，并按照利率来对所有周转时间进行标准化（见第9章）。这正是货币本身，它试图在自己可以采取的不同路线上实行共同的纪律。但与虚拟的价值运动相反，实际的价值创造依赖于一切流动在实际生产面前的连续性。因此，各种流通过程必须以图12.1所描绘的方式直接流入对方。每条路线对时间都有不同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测，它们也为空间迁移提供了极端不同的机会。可是生产与实现在根本上的统一必须得到维持，必要的话就通过危机来强行维持。我们可以总结说，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其中的流动在时间上是脱节的—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统一才能使差别巨大的地理上的机动性服从共同的纪律。
资本的限度
马克思的措辞—“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4—现在具有了以成倍的力量击中要害的意义。资本流通对时间的要求限制了在每个状态中可以用于空间迁移的时间。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统一把资本在地理上的迁移保持在了严格限定的约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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