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分散也会遇到强有力的限制性约束。数量庞大的资本内嵌在土地本身当中，社会基础设施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的劳动过程对资本的束缚也局限了它的机动性—这一切倾向于使资本保持在原地。昂贵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对于由积聚带来的规模经济也是高度敏感的。
地理上积聚与分散的倾向相互对立、彼此冲突。它们之间的稳定均衡是无法保证的。促进聚合的力量有可能很容易一层层相互累积，并产生对进一步资本积累有害的过度积聚。促进分散的力量同样有可能很容易失控。技术、通信和运输的手段、资本的集中与分散（包括垂直整合的水平）、货币和信用的安排，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都会发生革命，而这会实质性地影响正在运作的力量之间的平衡。因此，当资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空间格局进行深化和拓展时，它有时不得不使深化和拓展的阶段同时发生，有时又不得不使它们相继进行。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思考，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生产力在一个地点的加速发展和在另一个地点的相对滞后，社会关系在这一处的迅速转化和在那一处的相对死板。城市化以及区域性的和国际性的发展这样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事情的方案中找到了自然的位置。①但它们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理解的，而不是仅仅以单边的方式来理解的。城镇与乡村之间、中心与外围之间、发展与不发达状况的发展之间的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生的强加。它们是由多种相互交错的力量所造成的连贯产物，这些力量运行在资本流通过程的总体统一当中。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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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迪尔(Dear)与斯科特(Scott)(1981)；卡尼(Carney)、赫德森(Hudson)与刘易斯（Lewis)(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