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产、国家等领域中有诸多这样具有等级组织的结构，而且城市为了确保商品迁移的效率，也有一些等级制的结构；这一切以尴尬的方式相互吻合，由此界定了多个级别本地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级别（这里只是用常见的范畴来大致反映我们的意思)。基于领土的联盟可以在这当中的任何一个级别上形成。但这种联盟的本质和政治活动倾向于从一个级别向另一个级别转换，而且这种转换有时相当戏剧性。阶级斗争、派系斗争和领土之间的竞争的模式同样会变动。在一个级别上显得十分根本的问题到了另一个级别就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一些派系在一个级别上是活跃的参与者，到了另一个级别可能就会从场上淡出，甚至会变化。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有一大团凌乱的组织安排，它们为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资本流动的动态提供了中介，还提供了众多不同的讲坛，使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可以借此展开。
这些安排是凌乱的、错综复杂的，而这往往会掩盖它们作为传送手段所具有的重要性：它们把特殊的、具体的行为与抽象劳动在全球的影响关联起来了，由此确认了政治经济学可以将个人整合到市民社会的复杂总体当中。例如，工人倘若要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购买房屋，就有可能在地产抵押协议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这种协议是契约传统所准许的，是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他们每月向银行的支付反映了一种摊销时间和一种利率，而这两者以经过中介的方式反映了资本积累在全球的状况，这种中介则是金融体系中的各个特殊机构的实力和安全性以及国民经济在世界贸易面前的实力。所有这些中介归根到底都是由每月向银行（或平行的金融机构）的支付来把握的，都要还原为这种支付。在另一个极端，倘若世界经济看起来处于混乱的边缘，而国际上的银行家力求为它带来稳定，那么他们的这种行动所处的语境既包含了无数个别的决定，又包含了区域之间的斗争、阶级联盟、派系联盟等现象的混乱交错。他们一旦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或许就会着手创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用它们所拥有的权力来规训和哄骗民族国家，从而强行推动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会以至关重要的、有时是创伤性的方式来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这类中介会如何影响危机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形成过程和解决过程。
第13章一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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