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克服的空间壁垒。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另一些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基础设施的安排：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些安排倾向于展现出一种以各种各样杂乱的重合和不连续为特征的层叠的等级结构，却又可以将劳动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本地的和特殊的方面同全球的和普遍的方面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些安排的许多表面上的杂乱反映了一个事实：它们处于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例如，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体量有了戏剧性的增加，而这使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们在这个等级制中创造了全新的层面（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机构），各个层面之间也出现了新的权力关系。跨国公司也要以类似的方式摸索新的组织形式，以便应付不断变化的形势。政治体系和行政体系同样一直处在适应的压力之下。
然而，这些等级结构不能即刻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首先，每组制度既是按照运营它们的人的特殊利益来调整的，又是随着外部的压力来调整的。跨国公司会采取行动来保卫自己获得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的机会；它们会试图遍布在空间中，并排除竞争；它们还对垄断非常感兴趣，对协调特殊的要求与全球性的要求也非常感兴趣。它们一旦有资格管理稀缺性，也许就会仅仅按照自己的利益——对这种利益的界定是很狭隘的来组织国际贸易，以至组织不平均的地理发展的整个模式。它们很可能会用自己的权力来从别人那里偷窃、强占和骗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对于银行家（不论处于等级制中的哪个层面）、政治家、行政人员等等同样可以成立。这类强占会扰乱协调，或许还会使人们有必要在这个等级制中不断创造新的层面，以便规训其他层面。
就算这个等级体系中的管理者并没有向纯粹的唯利是图屈服，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也往往足以影响地理扩张的步伐和方向。这对于庞大的企业和主要的金融机构尤其可以成立，对于国家也是如此，因为它在名义上有权力按照处于统治地位的领土性联盟的利益来控制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国家（或别的单位）之间的竞争或等级制的各个层面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不平均发展的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讲，这些等级结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跨国公司的演化依赖于新的国际货币协议和国家干预的新形式。这些整合意味着在决定由谁来履行哪种协调职能时，相关的权力斗争是地方性的。这些权力斗争在开战时也往往完全不顾资本主义的总体需要。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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