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是一团乱麻：趋于同质性的和趋于区域差异的各种运动是混乱无序的。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别是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无法扼制这种无序。这些组织尽管完全缺乏直接的、创造性的影响，但在它们的高层一般积聚了巨大的、压迫性的权力—包括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用来直接提高剥削率（主要是通过运用国家机器的压迫性机关)，或者用来在派系之间或区域之间对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任何派系或区域倘若想要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强加到另一个派系或区域头上，就要控制国家内部的战略中心、国际货币体系、金融资本的机构等等，因而相关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帝国主义当然不只涉及这些。不过，许多可以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东西都立足于一种现实，即一个区域的民族在某个有优势的、统治性的、压迫性的权力的庇护下剥削另一个区域的民族。我们现在证明了这样一种现实恰好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当中。因此，传统的偏见、区域的和民族的争斗之所以能得到延续和重建，是由于它们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这个不断演化的框架中有一种物质基础。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联盟在区域内的形成、为了控制具有等级秩序的机构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周期性的暴力对抗。然而，认为这些现象在资本流通中有一种“物质基础”并不是要宣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也并不是说这些现象一即使它们有时可以在同质性与区域差异之间、在地理上的积聚与分散之间达到某种大致的均衡—为未来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我们不难找出一个核心矛盾。我们所描述的过程让剩余价值在地理上的生产得以背离它在地理上的分配，正如生产与社会中的分配同样是相互分离的一样。由于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与分配的脱节是击沉持续资本流通的礁石之一，所以我们有把握总结说，我们在这里描述的过程拓展并深化了危机的形成所需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结论。简言之，可以在长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加以抑制的“空间修复”并不存在。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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