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空间格局的生产和转化要借助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机动性（包括资本在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中的运动)。存在于这些机动性的必然统一当中的互补和对抗为生产、交换和消费产生出了一种不平均的、不稳定的、充满张力的地理景观。积聚的力量与分散的力量相抗衡，从而产生了中心与外围，而惯性的力量可以将中心与外围变成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相对永久的特征。分工采取了领土的形式，受空间约束的资本流通也采取了为区域所限制的格局。由此提供的物质基础使得阶级联盟和派系联盟可以捍卫并强化在一个区域内运动的价值。只要阶级斗争可以在一个区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片妥协的地带，有组织的劳工就有可能集结起来支持这样的联盟，以便保护已经赢得的职位和特权。因此，资本流通的区域化是与阶级冲突和派系冲突的区域化相伴随的，而且被后者加强了。
价值规律倾向于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在越来越大的区域差异中包含了自身的否定。于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和不平等交换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区域内的极度积聚可以变成统治他人、剥削他人的基础。在价值丧失的威胁面前，每个区域性的联盟都企图用他人作为手段来减轻自己内部的问题。与价值丧失相关的斗争转向了区域性的斗争。但是区域差异由此就变得不稳定了。进一步讲，资本和劳动力五花八门的机动性还倾向于损害在它们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区域结构本身。国际竞争和使利润率平均化的冲动（尤其是使货币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成了击沉区域性联盟的礁石。减少周转时间的努力使相对距离具有了新的秩序，又使区域的边界成了无稽之谈—这些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很容易渗透的(即使有海关和移民局官员的巡逻)。当价值丧失即将来临时，资本和劳动力的个别要素既可以轻易地逃往最安全的避风港，也可以同样轻易地留在原地进行战斗，以便把代价输出到别的区域。
第13章一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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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危机的作品比如赖特（1978）和谢赫（1978）的综述所提到的作品——往往完全忽视了地理的维度，或者将它当作一种附属物；关于帝国主义的作品在思考危机如何在不平均的发展这个框架中形成并扩大时则往往有一种怪异的天真。虽然曼德尔（Mandèl)(1975)的《晚期资本主义》4⁵和阿明（Amin)(1974)的《世界规模的积累》4远远不够完善，但它们的优点是把地理的方面大致保持在了视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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