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文中全力研究的问题。但正如我们在第10章看到的那样，他的论述受困于模棱两可。金融资本是一国的还是国际的？进而，国家权力对军事和政治的运用同资本主义一种无可置疑的趋势创造跨国的形式并打造全球性的空间整合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垄断和金融资本极为强大，而且无论如何都倾向于同谋，那么它们为什么不能不用相互毁灭的方式来抑制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而，是什么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对于资本主义的存活成了一种必要？
“第三块”危机理论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提出的解释是：这些战争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是建构性的环节，而不是反常的、偶然的现象或单纯的过度贪婪的产物。让我们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当一个区域内运作的“内在的辩证法”驱使它为自己的问题寻找外在的解决办法时，它就必须找出新的市场、新的输出资本的机会、廉价的原材料、成本低廉的劳动力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倘若不只想要成为暂时的权宜之计的话，就要对未来的劳动提出要求，或者直接要求无产阶级的扩大。这种扩大可以通过人口的增长、对后备军的潜在部门的发动或原始积累来完成。
资本主义对新鲜的劳动供给的渴求是永不满足的；这可以解释它为什么会猛烈地追求原始积累，即毁灭、转化并吸收它在无论什么地方找到的前资本主义的民众。倘若劳动的剩余是唾手可得的，而且资本家并没有由于竞争而使自己的命运植根于一种错误的、无法吸收这种劳动的技术搭配，那么危机一般就只具有短暂的期限，只会稍微晃动一下持续全球积累的总体轨迹，而且通常会在一种不断演化的结构中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中表现为温和的转换危机。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准伙食。一旦资本家既面临劳动供给的短缺，又一如既往地受到竞争的催促，就会通过技术创新来引发失业，从而扰乱生产与实现之间、生产力同与之伴随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均衡这时，真正的麻烦就开始了。因此，倘若原始积累的前沿关闭了—原因要么是可能性被完全耗尽了，要么是前资本主义的民众加强了抵抗，要么是某个统治权力建立了垄断—那就会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在资本主义走入20世纪时，人们逐渐越来越强地感受到了这场巨变。这场巨变在资本主义陷入更加深重的全球危机的泥潭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无可抗拒地导致了多种由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而一同发生的原始积累和价值丧失就此而言，这场巨变远远超过了垄断形式或金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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