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呼唤人们更加仔细地重构马克思所说的话[按照鲁宾（1972）、罗斯多尔斯基（1977）等学者的传统]。虽然我们必须抛弃两种对价值的看法—把它看作会计工具或在经验中可以观察到的数额—但是价值仍然可以被当作一种“有具体后果的实际现象”（皮林，1972；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2章）。它可以被解释为处于“现象”背后的“本质”、日常生活的拜物教背后的“社会现实”。所以，只要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解释和理解具体的后果，就可以借此评估它的有效性。价值的概念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错综复杂的动态，如阶级关系（包括生产和交换中的阶级关系）、技术变革、资本积累和所有与资本积累相关的特征，比如周期性的危机、失业等等这是其他任何价值理论都做不到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对价值的传统解释不论把它解释成何种在生产中通过劳动所获得的东西—就必须让位于一种对社会劳动更加复杂的理解，这种社会劳动是在生产与交换的统一体当中通过分配关系的中介来得到表达和协调的（法恩与哈里斯，1979，第2章)。
但就马克思在他的思想方法中所完成的真正革命而言，即使上述观点—尽管它显然大大接近了马克思的意图—也没有很好地把握这场革命的意义。艾尔森最近汇集了一组有趣的论文（而且加入了她本人一篇洞察力超乎寻常的文章)，它们从政治与严格的科学相统一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革命方面。我高度赞同这些论述，并将我本人的著作视为沿着艾尔森等人首先界定的思路来进行的一次尝试性探讨。
资本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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