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栋在界定技术进步方面是不寻常的，不是根据经济标准，而是依据纯粹的技术术语。他指出技术进步的原则在于技术本身的性质，而不是它与社会的关系。这似乎使他与马尔库塞的计划相距甚远，但事实上马尔库塞正需要这样一个进步的概念，才能摆脱海德格尔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的极端悲观情绪。与他们不同，他关于技术理性的政治观念为技术发展的更高阶段留出了空间。
西蒙栋反对精神救赎的概念，并认为前进的道路是更好地将技术与人类和自然结合起来。他写道：“在高度工业化的文明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受机器调节的。”他接着定义了一种理想的关系：“在真正的互补关系中，人一定是由机器来完善的一种存在，而机器则是在人身上找到它的统一性、终结性以及它与整个技术世界的联系的一种存在……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交叉(chiasmus)，否则它们就会保持分离。”①
这与马尔库塞对尊重人类和自然的新技术的希望大致相似。他引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的一段话，呼吁把文化“作为技术问题来对待，终结性问题(question of finality)被错误地认为是伦理的，有时是宗教的”。②马尔库塞认为，这意味着价值必须在技术本身之中、在其设计和运作之中来实现，而不是将其视为与技术现实相对立的理想。因此，他追随西蒙栋的观点，认为解放需要同时在文化和科技理性中进行深刻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揭示了西蒙栋潜在的激进主义。
第三章 具体化西蒙栋和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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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etCollective (Paris: Aubier, 1989),277-278，myitalics。我对西蒙栋文本的翻译贯穿其中。
②Simondon, Du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151。引自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