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主体的冥想立场决定了他的身份认同。为了避免来自对象的因果反馈，技术实践中的主体将互动转变到意义层次。卢卡奇只提到两个例子，但其他例子很容易想到。他论述了记者和官僚都在他们的工作即被物化的系统中做出人格投资。这些中产阶层的个人拥有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变成了个人的性格与理解力的局限。与此相对的是，工人的身份认同并不能由其工作来成就，因为生成过程只要求他们做出机械性行为。①他们在参与技术实践的过程中如果要形成身份认同，是通过认识到自己还可以扮演比所规定的更多的社会角色。因此，他们有能力成为挑战整个体系的发起者。这就是阶级意识的起源。
劳动阶层的发起者的角色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发明，而是根植于释放被阻潜能的去物化的条件中。去物化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如下描述有些类似，即从给定的常人参考中释放出原始决策的真正的决心。“这个决心正是揭露过程和对什么在此时是实际上可能的确定。”①的确，在高等技术化的社会里的发起者必须拥有创新性格，去打破枯燥的因循守旧。然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卢卡奇，都没能将之运用于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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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Ibid.,99 - 100; 也请参见 Richard Westerman, “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Lukacs's Identical Subject-Object,"New German Critique 37,no.3(Fall 20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