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和海德格尔指出，形式化的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理解合理性本身的范式。他们鉴别出与客观性相应的形式化的逻辑，探讨其文化上的普遍性，即不再仅限于科学而是用来塑形整个现代生活世界。卢卡奇写道：“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十分重要。被看成是社会活动对象的所有人类关系越来越需要预设这样一种客观性的形式，该客观性既来自于自然科学概念体系中的抽象因素，也来自于自然定律的抽象基础。因此，如此的行为’主体也越来越需要预设对人为抽象过程的单纯观察者的态度，即实验者的态度”。①
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把自然当作设计和控制的对象来建构。它可以被精确地测量并用实验来操纵，任何无法被测量和被操纵的都缺乏意义。这个建构定义着实在，而实在就是技术的对象。海德格尔论证这种建构的来源是超个人的，并非像在卢卡奇那里是某一社会阶层或经济体系，而是存在于历史中的一个世代。技术时代的范例是机械技术，但它的精神先于工业革命，并在其起始点就开始塑形近代自然科学。
第五章技术体系时代的理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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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id, ,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