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给出了相似的论证，但他把建构的源起归结为反映在科学和物化后的世界观中的资本主义实践。对于科技合理性，自然和社会的世界都是可被量化的实体，人类主体所面对的世界不会产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可以被技术操纵。他在商品交换、机械技术、管理和法制形式主义中指认出这种世界关系的来源。
通过量化和形式化，商品交换给互不相似的对象赋予了形式化的等值。马克思在他对商品“拜物教”的讨论中分析了这一复杂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具体事物都拥有商品形式并通过价格给出了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它们就遵循着独立于人们意志的逻辑来进行互动。自然科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可被量化的，卢卡奇猜测科学方法也在某些方面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①
与此类似，压制个人技能的工业化运作中的主体外在于生产过程，是自我行动的机器下的附属物。人类能动者的现实状况就是遵守机器运作的“定律”。通过马克思所称的“实际吸纳”，人类运作者失去了自己的技能，变成生产公式中可被互换的、可被无限替代的变量。在管理和法律中，以法律和个别事例之间的科技关系为模型的形式主义决定着与资本主义相吻合的工具实践。
现代生活世界是物化的技术体系和传统与生活经验中持续性因素的含混的混合体。当我们强调潜在地抵制的价值时，就开始与现代生活世界有所不同了。海德格尔的例子是传统的，他对非技术的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古老方式予以重视。然而，传统资源的救赎力是有限的，主要提供了某些含混的未来体系的象征。在实践意义上，他的批判取消了要求改变的行动，只能复制已有的体系。因此，他呼吁对现代性危机的精神解脱，即他所说的任其自然(Gelassen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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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Ibid.,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