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化与工具实践共有对生活世界的异化，并导致胡塞尔所说的“危机”。通过人造化隔绝的实验环境，自然科学只保持了与生活世界的域境之间微薄的联系。现代技术也类似地与其域境相隔绝，尽管不像自然科学那么完全，而且，现代技术所保留的对生活世界的联系也是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一种对技术的技术治理式的普遍化取代了对传统世界观的形式化工具理性。
这标志着技术的社会角色的根本性变化。在所有社会中，技术知识都将生活世界中的原始复杂性减少为被安格斯称为“类”(types)的可供使用的抽象。人们在追求各种常见目的时，便将类从生活世界的背景中分辨出来。生活世界自身被忽略，受重视的是前景中的类。在传统世界观认为神圣的地方，类形成了一种不被怀疑的融贯整体，在本体论层面上被当成是必然的和实在的。
当现代理性将形式化介入于手段/目的关系中时，手段和目的相互之间以及手段和目的与各自生活世界的来源就被分隔开来，以便它们可以在任何情景中得以展开。这与科学形式化的平行关系十分明显：“技术是生活世界中的形式逻辑的运作。”①常规的类被分化为零碎而无法形成融贯的整体。与融贯的整体相反，各零碎之间的关系相互冲突而难以和谐。背景的不可视性以及对常规的本体论处理都变得问题重重，因为技术既不被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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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
① Ibid. ,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