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建构主义的视角
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表明，规范性和技术性问题相互重叠。它们不能明确地加以区分，而这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影响。批判建构主义试图跨越这些学科的界限，以便在新的现代生活条件下获得对进步抗争本质的具体认识。在本节中，我将放下与艾伦的争论，总结她所介绍的局部性进步概念的批判的建构主义进路。
技术体系的广泛发展和全球影响证实了批判理论对普遍技术化的早期批判。技术体系取决于在现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合理性的霸权。对进步的批判认识到，技术合理性在履行启蒙运动以来承诺的道德进步是失败的，但并无倒退的可能。任何对进步观念的校正都必须面对这个难题。
现代性的历史困境在于政治自由的实现并无任何公认的一般原则，诸如宗教世界观，可用于规范技术在人与自然中的应用。结果，合理性被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工具性。实际上，这意味着工业发展几乎完全是由控制问题和市场需求驱动的。
这种合理性形式的运作特征是以科学和数学为模型的。量化是一个常见的例子。行政部门无法抗拒地将其作为有效性的最可靠的证据。其他类似的操作，如在通用规则下的精确测量和分类，会通过组织它的技术规训扩展到整个技术体系。社会技术的合理性，通过有效排列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来控制自然的普遍概念，被合法化为进步的源头。但是这个概念不能像早期的世界观一样一统社会。对社会技术合理性的神化，具有将功能性从某些特定人造物的特定属性归于本体论原理的作用。尽管从表象来看，这种合理性并不是中立的，即有利于提出任何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而是在它的设计中总是体现出一个特定的概念。工具化理论揭示了文化规范在设计过程中的意义。功能归属反映了主导文化，即从经验的视角指导如何选择有用的属性。社会的功能转型通过组织社会生活的手段赋予特权，而这些手段则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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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