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从过去继承的权力结构，在受西方宪政和民主运动压制的表象下，作出了调适，民主准则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技术合理性的形式已经通过传统文化域境化而变得“差异化”，使其可以独立地繁荣发展。在日本前现代中如此重要的技术合理性的价值调节过程受到了阻碍。虽然日本保留了许多原初的文化特征，但结果是，它与其所模仿的西方的相似性比差异性更多。这与其说证明了西方现代性的普遍性，毋宁说证实了日本面对西方时模仿的热情。
这种模式并非唯一。它证实了艾伦所引证的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论点，即对西方合理性的选择性吸收与民主准则毫无关系。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对启蒙规范的后殖民批判是否会寻找该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涉及技术合理性，而不是那些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法律或道德准则。
这一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它与我在此所关心问题的关系更为直接。西方社会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被“西方”合理性所殖民化的。欧洲中心主义始于其内部。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的整个社会世界的重建是艾伦对非西方国家提出的问题的原初版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对基于技术合理性的新型压迫的抵制，正是马克思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灵感所在。今天，它是全球性的。尽管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整个地球面临着共同的命运。
结论：进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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